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旅游是除战争、瘟疫和社会运动以外，促进社会变迁的最活跃因素之一。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世界休闲组织秘书长克里斯托弗·爱丁顿指出，“休闲是一种社会转变的力量”（ChristopherR.Edginton，）。伴随着这种社会的转变，必然带来诸多相关的社会问题。旅游社会学也因此应运而生，而旅游社会学的功能重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还得凭借应用社会学，旅游社会工作便承担了这一角色。

一、旅游社会工作的产生背景

旅游社会工作缘起于海南。早在年以前，海南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旅游业占全省GDP的排名亦多年位居全国前茅。旅游业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工作者应当思考并力图解决之问题。旅游作为社会工作一个新的领域，也因此开始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年1月4日，国务院宣布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社会工作”正式成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特色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写进了学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社工专业正式开启了“旅游社会工作”特色课程的教学。作为一门课程，确为国际国内首创。当时是由笔者承担这门课程，边教学、边调研、边编写讲义。年8月，笔者参加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论文《旅游社会工作应当成为社会工作一个新领域》入选会议文集，受到陈锦棠、王思斌等业内重量级专家的肯定，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旅游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体系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构思。年，徐永祥、史柏年、向德平、易松国等四名教授应邀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评审论证，一致认同《旅游社会工作》这门课程符合国际旅游岛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可以成为重要的学科方向，对这个创新，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出应尽快出版特色著作，以支撑起学科建设。同年，在民政部的全国社工人才培训基地的答辩会上，王思赋教授再次肯定了海南对旅游社会工作的尝试，并建议应将黎族等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服务领域纳入旅游社会工作之中。

旅游社会工作是旅游和社会工作的契合。其契合的节点或逻辑起点是，旅游带来社会问题，急需社会工作进行调适，同时，社会工作也能促进旅游的健康发展。目前，旅游休闲文化中缺少社会工作这元素，是我国整体旅游经济的重要制约因素。简单地说，旅游目的地所急需的护理、疗养、康复、戒毒以及娱乐场所的社工服务、原住民及流动人员的融合、边青少年的矫正、公共安全与卫生防疫等危机管理与应急管理、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解决、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的营造、旅游社会功能的实现、旅游设计的空间正义的考量、旅游变迁的适应、旅游中的跨文化沟通，民族文化的保护、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赋权、利益倡导等等领域急需社会工作介入。旅游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新的探索。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特定的人群或特定的机构，如老年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等，而以一个产业或行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服务对象的旅游社会工作则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所应探讨的一个新领域。

二、旅游社会工作的理论依据

本文将有关交叉学科和研究假设作为构建旅游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的“理论依据”。

关于交叉学科，《旅游社会工作》除依托社会工作一般基础理论和知识以外，还必须运用到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生态学、旅游人类学等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

关于研究假设，是基于旅游休闲推动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产生社会问题，旅游背景下产生的社会问题需要以旅游社会工作的视角加以解决。这是本学科体系构建的重点考量。

旅游促进社会变迁的观点不外乎这么三种论调，一是乐观论，二是悲观论，三是中间论或两分论。

乐观论以克里斯托弗·爱丁顿（ChristopherR.Edginton）为代表，他在《休闲：一种转变的力量》中对旅游休闲促进社会变迁大唱赞歌。他认为：

首先，旅游休闲是社会变迁的政治动力。休闲曾是有闲阶层（Leisureclass）的专利，一般穷人或贫民是可望而不可及。而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观念的转变，休闲已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大众消费项目，这不仅仅是世界潮流和经济市场化使然，也是世界公民社会的一种应得权利的回归。《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4条明确规定：“人人享有休息和休闲的权利，这包括对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定以及对带薪休假期的享有。”在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协约、公约和规定当中对儿童、妇女、老年平等享有休闲机会与权利问题也有进一步的确认。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反妇女歧视公约》（）、《联合国老年人公约》（）中都确证休闲是一种基本的人权（Edginton,:4）。当然人权公约与人权实现并不是等号，在一些国家，人们争取世界公民身份和地位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但可以预期，全世界所有的人们，其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从美好的理想变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世界流潮流和趋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争取旅游休闲的权利是社会变迁的政治动力。

其次，旅游休闲是社会变迁的的经济动力与文化动力。一是旅游休闲促进个人的变迁，使个人有机会重新发展和建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旅游休闲创造了周游世界的机会，凭着这样一种活动，个人得以走向异域文化，语言和行为活动之中，不但扩大了活动范围，其生活和观念甚至也发生了转变，而这些转变在他们的原生状态或本土状态中是做不到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眼看世界”的观点是一致的。二是旅游休闲促进社区的变迁。爱丁顿以“社区动力机制”来说明休闲促进社区变迁。他指出，“社区可以共同努力，着力培养和倡导休闲导向的价值理念，并且营造一种具有各类休闲设施和资源条件的良好环境，以此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①。这种描述可理解为，让社区以良好的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客源增加带来的利益又反哺给当地的建设，如此循环，社区发展会越来越好。三是旅游休闲促进国家的变迁。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从旅游休闲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改善方面的实惠。克里斯托弗·爱丁顿教授在论及休闲促进社会变迁的例证中，更称中国为这一“转变中的巨人”②。以乐观派的观点来看待旅游休闲中的社会工作，就会更多地关照人的需要的满足，特别是居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塔尖”层次的需要的满足，在旅游休闲社区甚至国家中极大限度地为当地人和游客广泛提供自我发展的机会。

所谓悲观论体现的是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更多地集焦在文化冲突方面。纳什（Nash）在年的经典文献中就陈述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的一个案例，指出巴厘岛发展初期，由于当地原住民并没有从看似红火的旅游中获得利益，以致通过破坏当地文化遗迹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种情形在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亦有存在。悲观论认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被卷入了发展旅游的旋涡之中，但是当地人对旅游休闲的控制力却微乎其微，外来文化侵蚀甚至侵吞了当地文化，形成了外来文化圈，发生旅游业与当地社会“隔离”的现象，以致隔离成为一种变相的殖民，这被一些人类学家称为新的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也有认为旅游现代化的进程常常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成吉思汗的马队》一书指出当今休闲时代野蛮人正如鞑靼帝国一样到处冲闯，与远离自己的文化产生冲突并且掠夺那些明显欠发达的社会。③以悲观论观点看旅游社会工作，就会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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