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于敏感性产业特征的旅游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先前，我们在思考我国旅游未来发展时，很少将突发的社会因素考虑进去，如这次疫情对我国旅游走势的影响。从预测学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控的问题，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迄今为止，旅游学界以及国内媒体在讨论疫情对旅游经济增长冲击的影响，多数持乐观态度。普遍认为：不必担心肺炎疫情对中国旅游的负面影响，例如年的非典并未拖累该年度的旅游增长，全年旅游增长率仅仅比年下降了13%，而在年全国旅游增长速度高达24%。

利用17年前的疫情发生后的年和年的旅游经济运行结果，来预测本次疫情对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运用的分析是比较研究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比较研究法是经济学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然而，我们在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其影响结果时，必须考虑两个不同时期的旅游经济体量、旅游发展周期、旅游经济结构以及疫情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只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对本次疫情的负面影响做出准确的、理性的判断。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两次疫情发生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不同的，对旅游的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对旅游的造成的影响

首先，旅游经济体量是不同的。

年我国GDP为1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为亿元人民币；十七年后，年我国的GDP近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近亿元人民币，无论是社会经济总量还是旅游经济总量，都是两个不同量级的差别，年一个月的旅游收入相当于年全年的旅游收入。这种规模性的旅游体量，在疫情结束时，无论是报复性的反弹，还是高强度的恢复，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期待，在疫情结束时，旅游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反弹，但这种反弹的数量以及形成的旅游需求与年的旅游规模与体量比较，是有着极大的差度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次，旅游经济所处在发展周期是不同的。

旅游发展受制于国际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旅游经济发展周期，这一点，大量的统计研究以及各国旅游发展的实践已得到证明，从旅游需求的理论研究也得到充分证明。年，我国的旅游发展处在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之中，中国入世，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国际商品贸易活动的加速，商业活动的国际交往的人员的流动，对冲了由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万人次，外国人万人次，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万人次，外国人万人次，分别比年增长了26.66和53.66%，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万人次，外国人过夜旅游万人次，分别比年增长了12.1%和20.2%。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前，经济下行压力、国际贸易放缓，制约了我国入境旅游的增长。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万人次，分别增长了2.5%和3.8%，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万人次，增长速度均低于3%，年统计没还没有出，但根据上半年统计分析，两项指标的增速也维持在年水平，不会有大的增长。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年同年相比，旅游发展的国际环境存在的不同，直接地反映到入境过夜旅游人次和外国人入境过夜人次的增速上，年时期两项指标的增速处在一个高增长发展阶段，平均增速在15%左右，年之后，这两项指标处在一个低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速在3%以下，旅游发展周期的不同，决定了疫情对旅游的冲击程度的不同。

第三，旅游形态是不同的。

年，我国的旅游主体是观光旅游，旅游产业链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旅行社为核心的观光旅游。这种单一的旅游形态以及旅游产业链，有两个明显的经济特性，一是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旅游经济所涉及的行业相对较少，无非就是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区和酒店，旅游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大，恢复起来也比较容易；二是由于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市场主体十分明确，政府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快速解决旅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痛点和难点，政府施救相对容易。不同于年，我国的旅游经过十七年的发展，旅游形态日益丰富。旅游已经不是单一的观光旅游形态了，除了传统的观光旅游之外，度假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技术性旅游、养老旅游、体育旅游与观光旅游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旅游类型体系。我们都知道，旅游需求决定旅游供给，旅游类型决定旅游产业链。当旅游类型扩展时，旅游供给和旅游投资也会随之扩大，旅游产业链和旅游企业组织类型也会随之增多。在多种旅游类型发展阶段下，旅游企业组织形态会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景区、度假区、民宿、旅游综合体、酒店、旅行社、OTA平台、客运、演艺、旅游基地、代理商、旅游投资公司、旅游设计公司等等，旅游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行业的渗透和关联能力在不断强化，影响在日益放大。位于不同的产业链的旅游企业，对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劳动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劳动保障政策方面加大力度，资本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所突破，不同企业的不同需求，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难度。

最后，旅游消费的大环境不同。

疫情过后，旅游反弹的力度与恢复的程度取决于消费环境。今年旅游消费环境不同于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负债率是不同的，年，我国家庭负债率只有5%，较低的家庭负债率，意味着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高的，为旅游消费扩大提供了支出保证。然而，年我国家庭负债率达到了55%，而且负债结构又不同于美国，美国主要是消费负债，而我国主要是刚性负债，房子贷款、车子贷款占有较大比重。疫情过后，在多数家庭收入减少的同时，这些刚性负债必须按期还款，只能通过压缩具有弹性的旅游消费支出来实现，这就限制了旅游反弹的经济空间；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生活成本、教育支出、养育成本大大提升，这些刚性成本也制约了旅游消费水平，我们从近几年国内旅游平均消费下降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三是拥有的可支配旅游时间是不同的。年的疫情影响的时间与范围比较小，而这次疫情影响的范围涉及到全国，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春节假期不断延长，学校开学日期不断推后，大大地占用了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可以想象，在疫情过后，单位和学校为了补上工作与学习时间的损失，将会大大缩短假日时间和暑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时间就会大大降低，从而减弱旅游经济反弹的力度和幅度。

本次疫情对旅游业的负面冲击将远远超过年。

客观来说，本次疫情对旅游业的负面冲击将远远超过了年。按照当前抗击疫情战役的情况，如果3月控制住，稳定住，到4月底，全国的旅游市场逐步恢复的乐观估计，旅游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我们可以粗略地作出以下判断；首先是旅游总量，年，全国全年旅游收入总量大体为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如果5月开始恢复，入境旅游9月开始恢复，考虑到需求时间因素和消费支出因素，全年旅游收入不会超过亿元人民币，比年旅游收入大体减少亿至亿元人民币，比年会形成35%至40%的负增长；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周期以及旅游市场自然发展规律来看，到下半年恢复到年规模水平上，旅游业的恢复时间大体需要13个月到15个月左右；其次是旅游市场结构，也就是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三大市场的恢复，国内旅游特别是短程旅游率先恢复，出境旅游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入境旅游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第三是旅游形态，自然类的观光旅游率先启动，文化类、娱乐类和场馆类的观光旅游恢复起来比较缓慢，研学旅游、演艺旅游、邮轮旅游恢复起来的难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与此同时，度假旅游、自然康养旅游将会有一个大的增长；第四是旅游空间，城市旅游会有一个规模性下降，乡村旅游会有一个大的涨幅，其中乡村民宿旅游恢复较快。从旅游目的地来说，自然地理尺度大的地区如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和疫情不严重的地区如贵州、云南、吉林、宁夏、山西、海南，旅游会有一个大的恢复，甚至会一个大的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旅游恢复较为缓慢；第五是旅游组织方式，团队旅游特别是长线团队旅游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散客特别以自驾为主的家庭出游方式会有一个大的恢复，长线的旅游包车、旅游专列恢复较为缓慢。

本次疫情对世界旅游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对于世界旅游来说，由于我国是世界旅游主要客源国，对世界旅游贡献率在12%以上，本次疫情对世界旅游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疫情对世界各国以中国入境和出境业务为主的旅游企业造成重大影响，这些企业纷纷进行了业务和市场转向，可能会出现全球旅游供应链的重新调整。就其总量影响，今年的全球旅游发展速度将会趋缓，增长速度会形成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发展态势。

旅游领域面临着两场艰苦的战役

当下，旅游领域面临着两场艰苦的战役，一个是抗击疫情的战役，一个是旅游保卫战。从现在情况来看，第一个战役在4月底便可完成，第二个战役即将开始。

第一，从短期来说，旅游保卫战是要通过旅游企业的自救，旅游从业人员的助救和国家及相关部门对旅游企业的施救三个层面实现的。

作为一个以人的空间流动为基本特征的产业，旅游业高度依赖于旅游需求，而人的旅游需求又受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在旅游学界，对旅游业有一个不正确的认识便是旅游业具有敏感性，不具有脆弱性。这种认识的错误，是将旅游需求的特性与旅游业的特性等同起来，作为同一个现象来认识，所有的需求都是具有敏感性，如果这种敏感性没有防火墙阻断，直接左右满足需求的生产，那么，这类生产的产业或行业，必然会具有脆弱性。旅游生产所不具有的物品属性，决定了其生产的服务不具有储存和运输这种介于需求与供给、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防火墙。在这种情况下，旅游需求的敏感性必然会作用于旅游生产，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冲击，甚至是整个行业的停摆，这就是旅游产业脆弱性的具体表现。因此，旅游需求是敏感的，旅游行业是脆弱的，行业脆弱不等于没有生命力，不等于没有未来发展的潜力。

旅游行业的脆弱性，就必须通过救助的方式，使其在一定时间内得到生息性恢复，才能发挥旅游产业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这是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的要求。在这次疫情中，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不同的群体，包括整个国家都受了不同的影响，灾害面前谁不困难?问题是我们以什么的心态面对这场疫情灾害，怎么应对短期的困难？疫情发生的初期，旅游界很热闹，对疫情对旅游影响作了很多分析，提出了不少的应对措施，但更多的是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我认为，现在的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不要遇到一点困难就只想着依赖国家救助，真正的救助是自救，首先要想办法自己救自己。旅游企业经营者首先要想到通过什么举措救企业，救员工，救市场，救业务；旅游从业人员应想到的是通过什么行动救企业，救市场，救岗位；在当前特殊时期，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依靠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旅游企业活下去了，我们才有工作；只有企业活的好，我们才能生活的好。要让企业活下去，我们每个员工要有所放弃，要勇于接受个人的损失，要有与旅游企业共度难关的精神，通过旅游企业的自救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助救的方式使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走出困境。旅游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都要想想企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问题？怎样通过开源节流使企业渡过短期的难关？

当下，除了的旅游企业自救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助救之外，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旅游行业的施救是必不可少的。旅游行业作为国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第三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它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年国内旅游人数60.4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45亿人次，全年可实现旅游总收入6.5万亿元。旅游直接就业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9%。在未来疫情结束的几个月里，全国4万多家旅行社，数千万旅游从业者将集体面临没有团可发，随时可能失业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和就业规模，政府对旅游企业的施救，不仅仅关系到旅游行业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社会稳定的大局，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大问题。

通过制度性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旅游企业管理办法的调整和改变，是政府对旅游企业进行短期施救的重要方式。疫情发生后，政府对旅游企业的施救在第一时间里采取了行动，文化和旅游部下发了向旅行社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通知：对已依法交纳保证金、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暂退80％的保证金。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了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的公告，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对小微企业施救的政策。我们可以充分相信，疫情过后，国家还会出台一些支持旅游行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会有一些的针对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者的减负行动。

然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对旅游企业的施救的目标是保就业，而不是保企业。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的环境不同于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供给侧改革、发展方式的转变、新旧动能转换、人口红利的消失、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摩擦等多种影响，本次疫情的雪上加霜，极大地压缩了国家对旅游行业短期施救的政策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有限的政策红利，对旅游企业的施救产生更大的效用，是当下一个重要的问题。

笔者认为，政府要充分发挥短期政策施救效应，应重点考虑三个问题。

1、要从旅游产业链的构成来确定施救行业的重点。

旅游产业是以人的空间流动为核心的一个配置性行业，旅游行业是有多种企业组成，旅行社、OTA平台、航空公司、酒店、客运企业、旅游演艺公司、景区、度假区、民宿等，按照不同的旅游形态通过上下游企业的有机组合，形成不同的旅游产业链。处于旅游产业链的核心是旅行社、OTA平台等那些从事客源组织的旅游企业，这些旅游企业是资源和客源的整合者，承担着向产业链不同旅游企业输送客源的职能，是旅游行业恢复及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只要这些企业顶住了疫情的冲击，度过了难关，旅游经济的恢复便有了市场基础，处于产业链中的航空公司、酒店、客运企业、旅游演艺公司、景区、度假区、民宿，就有了客源的保证，就有了业务发展的保障。如果这些企业没有顶住疫情的冲击，形成了规模性的破产和倒闭，旅游全行业的恢复便成为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政策效应的重心应该放在对这些旅游企业的施救上。

2、政府施救要围绕着旅游供给侧改革的目标进行，推进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

疫情发生以来，不少的旅游企业通过媒体发声，期待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进行施救，并称一、二个月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在突发事件影响下，一个企业在很短的时间里都难以生存，这样的企业还有施救的必要吗？从短期政策效用来说，政府施救不是救命，而是帮困，是帮助那些有质量、有生命力和免疫力的旅游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更大的、有质量的发展。优胜劣汰是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生态法则，是一个领域、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一个有质量的旅游企业来说，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要具有竞争力，在非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要有免疫力。如果我们的旅游行业多数旅游企业都具备了这两种能力，旅游整个行业就会形成一个高质量的发展态势。就目前我国旅游行业来说，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的企业还是不多。我国四万多家旅行社，不少的旅行社有的是长期没有稳定的旅游业务，有的是没有收客渠道，有的是通过不正当业务经营获得生意，是我国旅游市场乱象的根源，对这类旅游企业不仅不能施救，还要借助于这次疫情的冲击，使这些企业退出市场，形成市场出清。近15年了，我国旅游特别是国内旅游的出境旅游的高速发展，市场容量的持续扩展，使我国旅游产业没有一个有质量、有力度的产业调整，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现象。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产业素质在不断下降，这种旅游发展的格局，不利于我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结论，可以从近年来入境旅游过夜人次以及外国人入境旅游数量增长停滞得到印证。所以说，政府对旅游企业的施救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旅游企业贡献度、业务能力以及社会责任进行全面评价，分类施救，对那些国际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旅游企业、旅游产业龙头企业、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旅游企业以及代表旅游新业态的旅游企业要加大施救力度，以保证政府施救效果符合我国旅游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3、政府施救要根据不同旅游企业的成本结构，有针对性进行政策细分，更大发挥政府施救的效用。

旅游行业中的不同旅游企业，由于其业务特点不同，成本结构不同，疫情形成的困难，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负债相对少的旅行社，金融施救显然不是类企业的重点，相反，它对社会保障施救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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